不带股东玩了！恒大清盘监督权划定楚河汉界，债权人内战升级？

5月2日，中国恒大发布最新公告，中国香港高等法院已于4月17日就中国恒大集团清盘程序作出关键裁决，明确仅法定债权人可参与或成为清盘监督机构，经济权益持有者被排除在外。法院同时支持清盘人排除股东参与决策，恒大股票将继续停牌。

香港高等法院于4月17日作出的裁决，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恒大清盘程序中最为敏感的权力核心——监察委员会（Committee of Inspection, COI）的构成问题。裁决的核心内容直指要害：只有持有“法定债权”的债权人，才有资格进入这个决定清盘走向的“核心决策圈”，而那些通过层层结构持有债券“经济权益”的投资者，以及早已在资不抵债现实中失去发言权的股东，则被明确排除在外。

法院的判决书措辞严厉，强调清盘程序必须基于“法律权利”而非“经济权益”，以避免“程序混乱及滥权风险”。更耐人寻味的是，判决特别点出，因恒大资不抵债，股东无剩余资产分配权，故被排除；同时，对于可能涉及“历史不当行为”的控股股东，更要防范其干扰清算。

法槌落下：“法定债权”的胜利，谁被挡在门外？

香港高等法院的这次裁决，核心是解决了COI的组成资格问题。

COI在清盘程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代表债权人整体利益，监督清盘人的工作，审批重大决策，甚至可以申请撤换清盘人。可以说，进入COI，就意味着在清盘过程中拥有了实质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裁决明确了两个“排除项”：

排除“经济权益持有者”： 这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通过复杂金融结构（如全球票据、衍生品等）间接持有恒大债券经济利益的投资者。法院认为，清盘程序处理的是公司与法定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引入经济权益持有者会使程序复杂化，甚至可能被滥用。

这意味着，那些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了恒大美元债的基金、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如果其持有结构并非直接的、法律上清晰的债权人身份，可能就无法进入COI。这无疑是对国际投资者参与清盘监督权利的一次重大限制。

判决书强调“法律权利优先”，背后是香港作为成熟法治市场对程序正义和效率的坚守，但也可能让习惯了在国际重组案中凭借“经济体量”发声的某些大型基金感到“水土不服”。

排除股东： 这一点在法律逻辑上更为清晰。公司清盘的基本原则是“债权人优先”，只有在清偿所有债务后仍有剩余资产，股东才能参与分配。

恒大早已严重资不抵债，股东权益理论上已归零。法院的裁决只是对此现实的法律确认。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判决中提及的“防止控股股东干扰清算”以及暗示的“历史不当行为”。

这几乎是公开指明，要警惕以许家印为代表的原管理层或大股东利用程序规则，影响清盘进程，甚至掩盖过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为清盘人后续可能进行的调查和追责，埋下了伏笔。

这项裁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首先确立了清盘监督权力的“纯洁性”，确保了监督主体是法律上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法定债权人。这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纠缠。然而，这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债权人内部的分化与博弈加剧： 法定债权人内部本身就构成复杂，包括境内外银行、信托、供应商、建筑商、购房者（部分转化为债权人）等。谁能最终进入名额有限的COI？

不同类型的债权人诉求各异，境内与境外债权人的利益协调本就是难题，如今监督权集中在法定债权人手中，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清盘人需要在42天内向法院提交COI组成方案，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离岸债券持有人的失落感： 对于大量持有恒大美元债的国际投资者而言，虽然他们的债权本身依然有效，等待清盘分配，但失去进入COI的机会，意味着失去了近距离监督清盘过程、影响决策的关键渠道。

他们未来可能更多地需要依赖清盘人的信息披露和法院的公开程序来维护自身权益。

法院要求清盘人通过港交所、新交所、主流媒体等广泛征集债权人意向，这显示了程序上的公开透明，但也预示着一场围绕COI席位的暗战即将拉开帷幕。

清盘人的“窄门”：在法律框架内极限操作

安迈的两位清盘人，杜艾迪和黄咏诗，自接手恒大这个“烫手山芋”以来，一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三部曲”：保存资产、返还价值、调查原因。

保存资产：这绝非易事。恒大的资产遍布中国内地，涉及众多项目公司、复杂的股权结构和大量的交叉担保。清盘令在香港作出，其效力如何在内地得到承认和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法律和实践难题。虽然近年来两地司法协助有所进展，但具体到恒大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例，每一步都可能遇到障碍。

清盘人需要与内地法院、地方政府、各项目公司管理人等多方协调，防止资产被隐匿、转移或不当处置。

返还价值：这是债权人最关心的问题。但恒大的有效资产还剩多少？资产的真实价值如何评估？处置过程是否能最大化回收价值？这些都是巨大的问号。

考虑到恒大“保交楼”的政治任务优先，以及大量资产已被抵押或查封，清盘人最终能掌控并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资产恐怕非常有限。回收率预期普遍悲观。

调查原因：法院裁决中对“历史不当行为”的提及，无疑给清盘人的调查任务增加了分量。他们需要审阅公司记录，调查导致公司走到清盘这一步的原因，其中是否涉及管理层失职、财务造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这不仅关系到对债权人的最终交代，也可能涉及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清盘人公开呼吁知情人士提供信息，显示了调查的决心，但也反映了取证的难度。

如今，法院关于COI的裁决，一方面为清盘人划定了清晰的合作与监督对象范围，避免了与过多“利益相关方”纠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法定债权人这个“小圈子”内，平衡好各方诉求，争取支持，推动清盘工作。这扇“窄门”之内，同样充满了挑战。

多米诺骨牌效应：“恒大系”的连锁坍塌

恒大的危机从来不是孤立的。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整个“恒大系”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天基控股的清盘：作为恒大的重要子公司，天基控股（Tianji Holding Limited）步其母公司后尘，于今年2月被香港高等法院颁令清盘，同样由安迈的杜、黄二人担任清盘人。这进一步复杂化了恒大集团整体的资产处置和债务处理，也印证了集团内部风险的高度关联性。

恒大汽车的“ICU”续命：恒大汽车（HK.0708）的命运，更是“恒大系”困境的一个缩影。这个承载了许家印“换道超车”梦想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如今也走到了悬崖边缘。

4月17日，就在香港高院对恒大清盘程序作出裁决的同一天，恒大汽车收到了联交所的复牌指引“三板斧”：发布所有欠缺的财务业绩并解决审计问题；证明满足上市规则的业务持续性要求（上市规则第13.24条）；向市场披露所有重要信息。如果到2026年9月30日（即停牌满18个月）仍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恒大汽车将被取消上市地位。这几乎是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上海子公司的破产清算：更致命的是，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上海）有限公司，已被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是核心业务实体层面的重大打击。

资金枯竭，审计停滞：恒大汽车坦承，由于资金严重短缺，无法支付审计师及相关专业顾问的费用，导致2023年度业绩无法按时发布，审计工作也无法开展。公司自今年4月1日起已暂停交易。

“白衣骑士”难觅：恒大汽车一直在苦苦寻找战略投资者或买家，但至今无果。在母公司自身难保、市场竞争激烈、自身“黑历史”重重的情况下，谁又愿意来接这个烂摊子？

恒大汽车的案例，是观察恒大帝国如何从过度扩张、盲目多元化走向全面溃败的绝佳窗口。它曾经有多么宏大的叙事，如今的结局就有多么的惨淡。其挣扎求生的过程，也折射出整个恒大系在失去造血能力和外部输血后，只能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必然。

清盘迷雾：重组希望渺茫，路在何方？

尽管清盘令已下，清盘程序也在逐步推进，但关于恒大是否还有“重组”的一线生机，市场上仍偶有讨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缺乏可行的重组方案：至今为止，恒大未能提出一个能够获得绝大多数债权人（尤其是境外债权人）认可的重组方案。此前的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随着清盘程序的深入，重组的可能性正在迅速降低。清盘意味着公司的终结和资产的分割，与旨在维持公司存续的重组，方向截然相反。

资产处置的漫漫长路：即使进入清盘轨道，真正的挑战在于资产的识别、评估、处置和分配。这涉及到复杂的法律程序、跨境协调、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尤其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恒大持有的大量土地储备和在建工程，其处置价值大打折扣。清盘人需要在维护债权人利益、配合“保交楼”政策以及应对各种现实阻力之间艰难平衡。

恒大的清盘，不仅是单个企业的事件，它对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金融市场乃至投资者信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暴露了高杠杆、快周转模式的脆弱性，也考验着监管层处置大型风险事件的能力和决心。此次香港法院对COI资格的裁定，虽然是基于香港法律，但其对不同类型投资者权益的界定，也可能为未来其他类似案例的处理提供某种参考。

谁能拾得“恒大残骸”？

香港高等法院的最新裁决，像一道冷冽的光，照亮了恒大清盘进程中权力与利益的真实格局。它宣告了股东时代（尤其是大股东话语权）的彻底终结，将舞台中央的位置留给了法律意义上的债权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尘埃落定，围绕COI席位的争夺、清盘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恒大汽车等子公司的连锁反应，以及最终资产回收的渺茫前景，都预示着这场史诗级的清盘大戏，仍将漫长而曲折。

对于曾经在恒大这艘巨轮上押注的各方来说，无论是被排除在COI门外的经济权益持有者，还是理论权益早已归零的股东，抑或是仍在苦苦等待分配的法定债权人，凛冬已然降临。

法院的裁决，无情地剥离了残存的幻想，迫使所有人面对冰冷的现实：在这场巨大的商业灾难之后，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如何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残余的权益，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各方博弈的焦点。